1768年春天，一个关于游方僧人和道士以剪人辫发方式来控制人的“魂魄”的传言，在富庶的江南地区不胫而走，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恐慌。“叫魂案”之所以在十八世纪的江南地区掀起狂澜，其受害者又之所以指向僧、道，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随着江南地区发达的商业网络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商人、云游僧人、乞丐、石匠等群体流动穿梭于市镇。他们不仅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状态，也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

　　自清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人口急剧增多、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存空间日渐逼仄，一些人不得不脱离土地生产沦为“流民”。而在安土重迁的农耕社会，流民是一个危险符号，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更有瓦解传统社会的可能。很多所谓的僧人其实并没有政府颁发的度牒，实质上是披着僧衣的流浪汉，即所谓“叫花子”。这些四处化缘的流浪僧人，在“剪辫”谣言的不断重复和演绎中，成为故事的“主角”。

　　而广大民众之所以对闯入江南地区的陌生僧、道充满了未知的恐惧，主要源自于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某种由来已久的“想象”。《大清律例》禁止扶鸾祝圣、书符咒水等旁门左道之术，而关于严禁“采生折割”的条款实际上也在暗示，有人可能拥有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渠道，这为“巫术”一类的谣言传播种下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荷兰学者田海在《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一书中，同样描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偷取他人器官”“盗取他人身上的气”等谣言所造成的巨大社会恐慌。而“剪辫”中之所以在前期出现大量有关实施“妖术”的招供，同样是朝野“合谋”的结果。起初，官府对这类“妖术”不以为意，但随之而来的民间恐慌引发了众多的纠纷，当无数群情激奋的民众揪斗“叫魂者”并将其押送到官府后，各级官员不得不面对此类棘手问题。

　　很快，胥吏、衙役在抓捕、审讯过程中尝到了“甜头”，他们趁机向这些无辜的僧、道勒索财物，甚至不惜通过刑讯逼供制造诸多冤案。

　　清代名幕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曾分析被刑讯逼供者屈打成招后的心理，“盗贼辗转攀缘，未必尽出有意诬人，或自分必死，或畏刑难甚，随口供指，冀延残喘者，大约十居六七”。另一方面，受到惊吓的民众似乎已经很难在短期恢复理性，他们成为勒庞笔下狂热而充满攻击性的“乌合之众”。随着恐惧的弥漫，民间的戾气被激发出来，普通民众通过谣言机制获得了某种“权力的幻觉”，甚至自行拥有了轻而易举伤害他人而免予被追究的权力。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言：“只有在普遍的社会危机中，无权势者才有机会获得权力。”

　　这些无辜的“叫魂者”成为民众恐慌的牺牲品，也让我们得以有机会重新了解那些隐藏于强者话语中的弱者的另一面。蜂拥而起的“剪辫”令各省督抚颇为踌躇，有的地方选择隐瞒不报，而个别省份的满人巡抚则迫于形势的严峻向朝廷报告。乾隆皇帝得知后勃然大怒，下令彻查各地“妖党”，由此株连甚广冤狱成风。

　　在清代政治语境下，对辫发的处置从来都不是私人事务，而是关乎清王朝合法性的证立。联系到清帝国入关初期的历史，在满清八旗血腥的屠杀政策下，正是“削发留辫”成为汉人臣服的投名状，这使得“剪辫”还带有某种民间反抗的政治隐喻。因此，清廷对“剪辫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紧张：“叫魂妖术”所发生的江南地区不仅有蒙蒙烟雨、靡靡之音，更隐藏着满族官僚被腐蚀的危险。对江南的想象与纠结，暗示了清廷对汉文化既偏爱又敌视的矛盾心理。

　　清廷之所以坚决掀起一场惊动朝野的大波澜，正是因为相信“谋反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在这里，是否相信“叫魂妖术”存在已经不再重要。民众对巫术的恐惧与清廷对“剪辫”行为的高度猜疑合流，官府为了尽快度过社会危机倾向于寻找一些“替罪羊”来安抚民众情绪，而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有罪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变相导致了对游方僧人等边缘群体更大程度的迫害。

　　这就是孔飞力所要揭示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替罪文化”，即任何危机与挫折总要归咎于少数人的责任，并由少数人替大多数人来承担后果，例如，东汉时期每逢灾异现象，皇帝就会杀大臣应灾。在清代，僧人、道士已经事实上演变为世俗秩序的放逐者，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叫魂案”中的“替罪羊”。民众对“妖术”的恐惧引发了对僧、道的敌视，而朝廷发动的清剿行动则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恐慌，让民间流言成为牢不可破的“真相”。而谣言机制一旦形成，理性便顷刻难有容身之地，以至于没有人会承认对“剪辫案”的激烈反应只是“庸人自扰”的闹剧。

　　因清缴多日却又毫无所得，清廷不得不以“查无实凭”为由停止了这场喧嚣一时的闹剧，但“剪辫谣言”留给后世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谣言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冤案和无辜的受害者，而且让加害者自身也陷入一片慌乱和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谣言也是一面映射时代的镜子，在18世纪后期的传统中国社会里，普通民众仍然保持着数千年来陈旧的思维方式，科学与理性之光尚缺乏足够的社会土壤，而执政者在对待谣言上的莽撞与激进，同他们眼中愚昧无知的民众并无区别。清代朝野之间关于这场“叫魂妖术”谣言的治理失败与混乱说明，只有坚持民主与法制，坚持科学与理性，才能真正实现对谣言的有效治理。